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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争鸣丨老树着花无丑枝——城市生长的旧与新

学问交流
2018-01-10

城市与乡村的差异在于,一个依赖土地和血缘形成聚落,一个因产业分工与工作角色的联系形成群体。农村的生活、劳作和环境是一个整体,田园与乡愁是生与住的集体记忆,有自然的学问寻根情节;城市除了流光溢彩,是否也有作与居的学问根性?是否也有市井乡愁的魅力?

在大家当代的城市生活中,血缘网络的淡化使每个小家庭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单位。从日常交往密度和社会依赖上,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亲不如友的状况。这也使得城市的聚与居更具有可变性和不确定性,缺少乡村那种田园乡愁浓厚的亲近魅力,不管是买房住的还是租房生活的,在当代城市中都极容易产生寄生的感觉。而在中国当代城市中,一种新陈代谢式的发展模式,更加剧了城市记忆断裂、归属迷失的社会病态。

重庆是我的故乡,70年代初我出生在渝中区巴教村半坡的小平房里。在有记忆之始,邻居都是一个学校的教工和亲属。计划经济时代“单位社会”下个人与单位有着近似家长似的关系,一种无所不及的干涉,一种千丝万缕的依赖。虽然没有围墙,也能体会到“单位大院”那种类似乡村聚落的,一体化社会关系下超越工作角色关系和接近族群状态的氛围。周围既有满山鳞次栉比的灰瓦房子,也有茵茵绿草的江岸、平坦开阔的沙滩。直到读中学的时候,从江北城德肋撒教堂边老房子向渝中半岛望去,还是那些绵密低矮的灰色楼群,一栋十三层的房子都可以叫做“会仙楼”。小时候的课本插图,总是用飞天的卫星、拉烟的火箭、林立高楼的城市背景来描绘更进步、更美好的未来。而就在最近的二十多年,大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和全面的城市更新。当我在外地读大学的时候,每次回来,都能明显感觉到渝中半岛的变化,从“小绵羊”变身成了“大豪猪”,密集的高楼挟裹着揽月摘星的杀气。那时候,说起“家乡变化大”,多是一种喜悦的自豪。然而不经意几年,这种兴奋就被一种失落与迷惘代替了。站在同一个地方,德肋撒教堂以及江北城所有的建筑都了然无痕。没有人再想起从码头沙滩沿着曾今的江北城正街往上,那个可以看到两江交汇、听到浪拍船鸣的地方叫做潮音寺,也少有人知道从潮音寺蜿蜒曲回地下到陡壁滩涂的步道叫九道拐,再过去一点点,三洞桥真的是三洞桥,溉澜溪真的是溉澜溪......再望渝中,那些恨天高的“朝天扬帆”们,几乎要压沉了半岛。凭谁问,淹没在楼群和上涨江水中朝天门的梯坎到底有多少步?

以前大家去一个大城市,总是想寻找自己所缺少和向往的现代繁华,一如深圳的深南大道、上海的陆家嘴,去体会楼房高大、道路宽阔的视觉冲击和物质丰富带来的兴奋。现在则总是想去钻小巷子、看老院子找情怀。如果在一个现代城市面前,仅仅为从前的老旧平房惋惜,可能只是矫情,大家显然不仅仅是失去了老房子。大家城市的魅力如何在新与旧之间出现转换?新和旧到底是怎样一种状态和关系?

重庆城区跃进式的扩张也就是近二十年的事。在此之前还能看到老“江北厅”和“重庆府”的廓形。如今江北只剩下建新东路这一依稀的线索,而渝中区这边却能将传统城市的骨架、节点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老城区没有宽阔快捷的车道,没有充裕的车位,然而老城区的魅力并未被物质便捷性的劣势所完全掩盖。当本地人将闲暇转向新区商圈并嗟叹老城的没落时,老核心区解放碑却吸引了更多外地人。渝中这边相对江北、南岸,地形更为曲折跌宕,城区更为狭窄,各种建筑的形式、产权也更为复杂。当大手笔的规划有利可图的时候,在公有制土地上总是更容易实现,而一切土地上的附属物都不会得到认真严肃的敬重。全新的江北城CBD,复建了德勒撒教堂、保留了明玉珍皇帝陵。且不说复建之于原物物质信息和学问信息有什么不同,这些在荡平的土地上被孤立的历史建筑,还能在新的城市肌理与脉络中扮演以前的角色么?或许不能妄评江北城CBD如复制纽约一样建设开阔的现代中央公园与绵密林立的商务楼有什么不好,但大规划下资金和资源向投机市场的流失和垄断,无疑扼杀了编织在原有城市脉络中的中小产业,形成对城市的洗劫。渝中区基本保留住了原有的城市文脉,不仅历史的街道网络、空间节点和老久地标基本清晰可辩,非物质的地域产业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下来,比如中兴路的衡器业、丝印,新华路的针纺。这些利润并不丰厚的传统产业在寸土寸金的解放碑顽强地保留下来,但又能在多久的未来顶住大资本无情地驱逐呢?

以国内最有代表性的大城市北京和上海来比较,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北京的城市魅力比不过上海。当然,大家可以说,北京有雄伟的广场、有巨大的皇城,也有市井中的里弄、北海花香。但是,北京和上海从生活感受的角度,却有显著的魅力差异。显然,上海城市肌理的继承性更强,主城“小街区、密路网”的欧洲式城市格局特征在城市的规划中一直未受到大的破坏。100~300米的地块尺度,使步行的路线变得灵活便捷,空间体验非常友好。高架的快速路虽然有碍观瞻,但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步行路网的完整性。反观北京,大首都的大尺度规划,市内快速道路与干道重合,次级道路体系残缺,平面快速路与道路口立交的快速交通方式,包括故宫、中南海在内的各种封闭界面的大院、区块,使城市空间的割裂严重。同时,各种大尺度的城市广场、建筑退界广场,加上京城特产的风沙、骄阳,使得步行感受非常糟糕。在这种割裂下,甚至,车行体验也是糟糕的。可以说,北京拥堵的根源不是车辆太多,而是各种隔离。自然而然地,北京的城市生活,也与上海有莫大的差异。虽然京、沪在城市规模、消费能力等方面非常相近,但显然北京的消费活跃度,主要是街面消费,远不及上海。北京更冰冷的冬季的确对街面活动有一定的影响,但纬度更高的太原甚至北海道等城市,能从侧面反映街面活动量的便利店(有别于超市以日配为主要盈利点,便利店以鲜食为主要赢利点)数量也比北京多很多。实际上,相较上海,北京职城分离的特征更明显,人口密度及均布性都低于上海,这成了阻止人们更多参与街道生活的内在原因。而大尺度的街道、广场带来的隔离性进一步恶化了街道的活动功能。同时,这些大尺度空间的割裂也直接导致了北京城市历史传承上更倾向于孤立的点式,一如故宫,就是一个封闭的block式大点。而在区域性和街道性的面、线层面的历史传承或保护上,北京则比上海差很多。这样一来,北京也许还算一个运转良好的功能型城市,但生活性却被大大忽略了。或许北京的城市魅力,出自皇城的自豪与政治情怀,而上海的魅力,则出自更多保持了原住氛围、活跃的社区与街区。

北京式的大尺度规划带来的弊端在技术上是可以预见的,那么,又是什么促成了如此的现状呢?大家可以先撇开一些确实存在的客观因素。一方面,城市功能的扩容会带来城市尺度的扩大,合理的多中心格局拆分可以一定程度上对尺度效应进行缓冲,但也有高密度紧凑城市的较好例子;另一方面,城市也确实存在像故宫、中南海这样的大梗阻或者自然水体、山体的割裂。但对多数城市来说,这都不是不可调和的因素。城市范围的增长、建筑量的增加,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来源。近二十年来,房屋建设与城市规划围绕土地财富的二人转,不可忽视地加剧了城市发展的负面问题。90年代初的住宅商品化,使房屋一下具有了强流通功能,属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最终形成了资本运作特征。相对于电器、汽车,建筑更晚成为现代工业化商品,但也更多地体现了现代商品与传统商品的不同属性特征,其中最显著的一点,莫过于制造市场。小时候的课本里,资本家会将过剩的牛奶倒进河里来保持供求关系,维持商品价格和生产、流通体系的存在基础。现代商品则不会用这种简单机械的方式来保持自然供求的平衡。现代商品并不简单地通过强化商品的基本属性来增加消费,而是制造新的消费。比如,一种新的牛奶,可能并不会在口感的改善、营养的提高上和其它的牛奶有本质的区别,但它可能转变牛奶通常的角色:是不是可以像“某白金”一样成为一种礼物符号?是不是可以和一种时尚高雅的新生活方式发生象征性关联?抽象化的消费显然超出了牛奶传统消费品角色的范畴,也开辟了有别于传统的消费市场。现代商品的价值属性比传统商品的更为复杂。商品使用价值的基础属性被各种附加价值所掩盖,甚至出现像代币、虚拟币这样仅靠单纯地依靠持续的交易行为保持价值的商品。不论是手机还是汽车,在行业内“有计划的废止制度”下,这些曾经的耐用消费品越来越具有快消的色彩。不否定技术进步带来的生活福祉,然而有太多并非大家必须的“新技术”,被造成“必须”,让消费去跟随产品的换代更迭。而这种跟随产品的消费,则是“大众学问”的产物。现代主义建筑曾经被分成泾渭分明的欧洲现代主义和美国现代主义。欧洲现代主义是将工业化生产本身的美学价值发展出来,使大多数人消费得起的工业产品不再因粗陋而在精工细作的传统产品面前自惭形秽,从而真正让工业化为大众造福。美国现代主义则倾向于将欧洲现代主义的的成果形式化、表象化和装饰化,在新的美学体系中制造流行与时尚。这正是汽车、电器之外工业社会大众学问的一个典型。可以说,在建筑产业化以后,建筑的属性产生了很大的改变。现代生产模式使许多高贵的传统事物成为平民的正常需求,这无疑是具有革命性和民主性的。平民形成了广大的市场,平民的生活也有分量地参与到社会当中。看起来这种平等化的大众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这个平等的背后,却是每个个人隐形付出的巨大代价,那就是个人属性在大众学问中屈于从属和被控,在社会关系中失去自我。

工业学问就是需求被制造的过程,而学问工业则是它的表象。地产市场刮过各种各样的风,从土兮洋兮的欧式,到托斯卡纳、英伦、Art Dec和新中式新亚洲,无所不用其极的学问包装,使消费者的现实生活被虚幻的情怀蒙蔽,学问成为制造需求的产业手段。事实上,土地产业显然没有满足于在商品房屋这个层面上消费什么“独户电梯”“大平层”“类独栋”之类的概念来推行“有计划的废止制度”,它更热衷于在城市层面进行节外生枝式的开发。中心性可以造就高地价和地产的高利润,所以当城市扩展到一定程度范围后,就开始搞多中心。这样的多中心并非真正以卫星城概念来分担主城的功能,而是以多中心,多CBD,多个外围新城来维续土地的高价。这样的多中心规划不是疏散了城市的功能,而是一种破坏性分化。单纯的人口转移并没有消解城市原有的中心性,就好比区级行政远没法行使市级行政的职能一样,分化和转移带来的是更多的隔离,而隔离则造成难以化解的拥堵。同时在各种新区的大规划中,中小产业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事实上的排斥,垄断化的寡头资金在投机市场中实现资本对平民洗劫的使命。

至此,可以看到,在当代城市的发展中,资本在崇新外衣的包裹下,对城市土地的不当占有,造成了对城市文脉的轻视。保持生活化的城市需要街道与街区的亲和性尺度及与步行系统的相容性,这也是城市历史脉络的重要意义之一。传统文脉的保持不是局限于表面化和形象性的点式保护,甚至十八梯这样比较优秀的传统街区更新也还不够。一个完整的城市传承的脉络包含了地理环境、区域交通、城市产业等各方面在历史中达成的一种健康关系,也是保持其自有学问价值的根本。大家不可能再回到乌托邦情怀的单位大院在城市中取得族群式的归宿感,但在一个脉络、构架和肌理都得到充分保持的城市中,大家的个人经历与记忆,和城市的历史与记忆,可以一同找到敬重和价值。在城市的必然更新、扩容中,除了有产城一体基础的卫星城式的分解手段,依托既有城市的空间构架与规模,以轨道交通承担多层次、大量性交通需求,辅以分工清晰的地面公共交通体系,也能支撑城市功能与内容发展、人口与产业密度增高情况下,以高密度状态健康运行。

香港被说成是寸土寸金之地,实际上,香港有超过80%的土地是没有用于建设的。其中有一半为法定不得开发的工地,分属23个郊野公园。这样一来,香港的城市发展就始终处在一个清晰的界限之中,形成了一种高密度紧凑城市的发展模式。虽然80年代以后香港也经历了一段跳跃式的地产发展,使得经济对地产一度产生很大的依赖,但香港的城市发展构架和运行模式并没有受到破坏。香港市区核心密度远高于上海、东京等同等特大城市,然而却并没有因高密度引起交通梗塞与社会心理的病态,可见其运行的高效与健康。香港的公共交通非常有特色。虽然和其他大城市一样,市内公共交通分有轨道、公交、出租车及其它(定线、轮渡),但其地铁的公共交通占比逐年上升,近年已然达到过半。其地铁网线完整、站点分布均广,更有特色的是每个站点出站口四通八达,甚至可以达到一、二十个之多!并且出站口往往与各种地下通道、地面码头和站场、大厦、商场等直接相连,其便捷程度不仅满足了日常生活,还能满足相当程度的商务要求。也正是这样的公共交通体系,极大地减少了地面交通的需求,支撑了香港高密度的城市形态。同时,香港和上海一样,也是典型的欧洲式的小街区城市,保持运行并疏散在街道中的公共地面交通对城市的压力远小于大量时间停泊在车位上的私有车辆,而香港居民对私家车的依赖又实在是少之又少。狭窄的街道,阳光从林立的高楼缝隙间撒下来,再被缤纷的店招扯碎,跳跃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间。内地大刀阔斧搞城市规划开发的近十多年间,香港城市并没有脱胎换骨的变化,纵使海港城、希慎广场这样的新建大商业中心,也没有在外围进行圈地造城,而是在市区内原有的街区中,编织着原有的肌理和脉络。它不会有陌生的街道,不会有消失的地名,在春来冬往的匆匆行色中,喜悦地体现着居于聚的魅力,正所谓老树着花无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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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城更新和既有建筑改造研究所

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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