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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争鸣丨山地城镇与山地建筑

学问交流
2018-06-06

我国国土面积中有多达70%的山地,广泛存在着山地城镇。山地建筑,与其说是一种特色性建筑,不如说是一种普遍性建筑。山地与城镇空间的关系、山地建筑的特色,一直是研究的热题。建筑对山地地形适应性形成的场地特征、形态特色和构造措施是大部分研究关注的重点。在这些研究中,靠崖、嵌崖、退台、吊脚等,成为山地建筑的标签。

事实上,将大量的山地建筑作为单体从所在的环境中提取出来,却会发现,它们其实具有更多平地建筑的共性,而并不具备之前那些耳熟能详的标签化特征。但这些看似寻常的建筑却实实在在地将山地城镇有别于平原、浅丘聚落的形态空间、建筑特色呈现出来。这是因为,在山地环境与城镇空间的关系中,处于图底“虚位”的道路以及一些边界、区域等非体量性元素和一些非建筑的地物,对山地城镇空间形态的形成起着主动性的作用和决定性影响,主导着山地城镇的功能组织及住行游憩的空间感受。所以,在特色化的山地城镇形成过程中,作为实体的建筑单元是重要的因素,但并不是主要的因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被充分研究的标签化山地建筑特征,在山地城镇空间格局、风貌特色的保护中,起着并不充分、甚至相对次要的作用。

一、线型的山地城镇与窄小的山地建筑

简单对比一下重庆与成都母城地图就可以发现,山地城市虽然也具有完整的城廓、道路体系,但明显缺少人为规定性因素造成的规划痕迹。这种自然生长式的格局可以在各类山地小城镇、场镇中找到同构空间。山地小城镇、场镇的空间格局都明显地表现出对于地形和道路的依附关系。

重庆

成都

多数山地城镇都是邻水而建。一方面水体提供了山地城镇所需的各种自然资源,另一方面水运条件也是突破山地城镇对外交通制约的窗口。不管是平行等高线展开的龚滩、肖溪,还是垂直等高线而沿着谷线或脊线生长的走马、西沱,抑或两种形态皆有的磁器口,山地城镇的线型格局都是一种主干道路在山地环境中适应性生长及建筑贴附道路发展的结果。网格型平原城市的道路规划最终形成的是道路网格间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街区。山地城镇的主干道路即使垂直等高线,也是沿着最为平缓的谷地、山脊展开,建筑往往无法独立于道路之外在陡坡腹地中形成聚落,因而出现了典型的道路——建筑线型单元分形同构的聚合。这决定了山地城镇明显不同于平原城镇的内部空间——一个是线型或者鱼骨型的空间秩序,一个是在区块中趋于均质的网格化集合,山地建筑的聚落也就不会像平原网格建筑聚落那样可以很容易地各向生长。山地城镇建筑从礼制等级、体量规模上都更具朴实亲切、小巧灵活的特征。虽然也有山地合院、重台院落,但更典型和普遍的是“一明两暗”的一字式、“单伸手”的L型以及“撮箕口”的三合院,“四合头”就不是很多了,重院更是少数。除了山区城镇历史上自身建制相对较低、礼制等级较低以及经济水平相对不高等因素外,山地建筑这种以单薄微小体量为典型的状况,也是建筑主动适应山地地形的结果。吊脚、退台、嵌崖、靠崖等等,无不是为了更小的坡地场地处理工程量、更低的基础要求,但这都是被动的措施。从建筑使用上来说,置于平地、平台之上,建筑各向进出便利、周边场地可用才是最佳。吊脚、退台、靠崖等被动的场地改造措施,都不如缩小建筑体量以适应坡地地形来得直接和彻底。所以传统山地建筑的特征首先是体量和型制上的适应性,使建筑更容易获得自身完整的平地环境、更容易地贴合道路,因而置于平地、平台的小进深、小体量的一字型、L型、∏字型及其线型的组合是典型的形式,然后才是并不占多数的一些吊脚、退台等建筑形式。

龚滩古镇

西沱古镇

磁器口古镇

二、混沌的自然秩序

从单个建筑来看,传统山地城镇建筑和其它地方传统建筑更多的是共性,而它们的整体组织则显示出山地城镇与平原城镇完全不同的形态。由于山地地形的原因,传统山地城镇建筑群落必然表现为前低后高、层层叠叠的层次性与变化性;同时,自然分布式的建筑群落中也透露出含蓄可辩的组织秩序及生长肌理。总有人将渝中半岛和香港的维多利亚湾两岸相比,实际上两者属于完全不同的整体城市景观。不论是九龙半岛的“尖沙咀—红磡”一线还是港岛的“中环—太子”一线,城市建筑都聚集在山麓平地和填海区上,山体成为城市的背景。这种情况的产生除了地形对城市生长、建筑布置的影响外,也直接受制于香港的土地规划。香港有超过80%的土地是没有用于建设的,其中有一半为法定不得开发的用地,分属23个郊野公园。九龙这边狮子山、笔架山,港岛的太平山、柏架山等,都较完整地保留了原生山体。从维多利亚湾眺望的城市景观,山体基本只是一个城市建筑集群的背景。渝中半岛是由覆盖山体的母城发展而来,母城与岸线间有较大的消落带却几乎没有滩涂平地,建筑簇拥在山体上,体现了典型山地城市的层次化空间和三维化肌理。在没有刻意规划破坏的情况下,这种层次化和三维化肌理在城镇的更新发展中能始终保持并表现出稳定的空间组织和秩序性,体现出山地城市、山地建筑的特色。直观上看,山地城镇建筑聚落组织上显出随性布置、自发生长的形态,但往往在很多新规划的山地聚落中,人为设定的随机性和自由感都体现不出传统山地城镇建筑聚落的生命感和生长感。在传统山地城镇的生长、更新过程中,自由的形态下存在许多起着限定、导引和塑造的界面因素,使这种看似随性的状态下,有一系列有效组织的混沌秩序。和平原城镇规划网格状路网的目标是得到块面状街区不同,传统山地城镇的典型单元是“道路——建筑”一体的线型体系。道路的形成首先遵从在地状况,垂直等高线沿山体谷线、脊线,或者平行等高线,连接码头、对外要道等目标。次级道路不是均质化的网格状,而是分形同构的鱼骨状、枝状。建筑依附于各级道路。同时一些相对固定的地物,如自然的坡坎、冲沟、大树、大石及人工的沟渠、水井、地台,以至祠堂、土地庙等,在山地城镇的更新、发展中,和道路一起始终有效地控制着建筑簇群的分布形态、相互关系。更新的建筑在体量、形状、朝向等方面,都可能发生较大改变,而其与道路、相对固定地物的空间关系会被保留下来,从而保持了城镇各种空间界面特征和整体肌理特征,也就保持了城镇的外部整体空间构型和内部空间感受,如整体肌理性、空间组织构架、内部街道的尺度、节奏、走向、界面感受、节点、序列性等。相反,在规划中,如果忽视、破坏传统山地城镇肌理的控制性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只是孤立地保护一些点状、线状或者块面状的人文、自然保留物,或仅在景观层面设置一些视线通廊、观景平台,建筑上做一些退台、吊脚的形式,复制一些传统建筑的构造符号和装饰,是不可能具有山地城镇文脉与自然结合的生命性特征的。

香港维多利亚湾

重庆渝中半岛

山地城镇及建筑特色的保护、规划和建设,应当首充分认识到其与平地城镇在城市形态、肌理等方面不同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从控制其更新、生长秩序的道路和各种相对固定地物出发,把握山地城镇线性分形同构的单位结构,避免片面地研究建筑形象和外部空间的视觉差异。

在重庆母城渝中区的更新发展中,因为地形、土地权属等各种复杂情况,没有太深地受到大尺度规划改造的影响。虽然大多数地方已是高楼林立,山地城市的肌理依然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在坡地上经历史生长的道路、节点,平面尺度相对较小的建筑、街道等,都保持了山地城市的空间感受及城市整体形象特点。朝天门的来福士广场在渝中区是唯一的一个大尺度规划,硕大无朋的裙房破坏了原有的道路、界面和节点等空间要素,超尺度的塔楼平面也完全覆盖了原有的城市肌理节奏,形成超大体量的建筑簇群形象,破坏了城市区域的空间体验和整体形象。而在白象街传统风貌街区、龙门浩历史街区、米市街历史街区、慈云寺历史街区等区域的规划建设中,城市肌理及其生成因素都得到了较深入和成体系的研究,即使有的地方建筑高度、容积率都很高,但城市整体形象特色、内部空间感受都得到了保持。

来福士广场效果图

白象街传统风貌街区效果图

慈云寺—米市街—龙门浩历史风貌街区效果图

文 / 旧城更新和既有建筑改造研究所  王凯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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